，却无处申诉，只好耷拉着脑袋回家来了。本以为这钱是没挣着，家里薄田几亩，总还得有点收成吧，结果回家一看，傻了眼。这可叫人怎么活呀！
妈妈抱着我的头只是哭，我的头上裂开了一个小口子，不断地往出来渗血，周围肿成了拳头大的样子。我也哭，上气不接下气的，但心里甜滋滋的，毕竟妈妈回来了。弟弟没事，活蹦乱跳起来了，他被爸爸塞进了麦垛下。
爸爸卷了一根旱烟棒子吧嗒吧嗒地抽着，手里的草帽已经被冰疙瘩砸成了筛子，我不敢想象爸爸那个光头是怎么承受住这样猛烈的冰疙瘩的。
小花猫来了，喵喵地叫着，卷着尾巴，亲热地在我腿上蹭着脑袋。弟弟一把抱住了小花猫，用鼻子蹭猫鼻子，不时地嘿嘿一笑。
人们已经穿着雨衣，拿着铁锹，往田间走去，查看灾情，爸爸也按耐不住了，将那已经遍体窟窿的草帽往光头上一扣，拿着铁锹，穿着雨鞋走了出去。弟弟也抱着花花跑了出去，一时间庄子里又热闹了起来。
由于孩子的天性，早已忘了疼痛的我也奔出了院子。西方的云彩开始变得稀薄，进而一束束的美丽光线开始透出淡淡的云层，流泻到大地上。已是黄昏时分，东山上晚阳照出了一片血红的颜色，美得惊心动魄。在东山与西山之间，一道七色的彩虹，绚烂夺目地挂在天际，那是梦想的天桥，却出现在人们最绝望的时刻，美得叫人伤感了。
妈妈又去砖厂上班了，家里收成不好，总不能坐吃山空，坐以待毙。天不让人活，人偏活，这就是几千年以来，人类得以生存下来的伟大毅力与坚贞不屈的精神。
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季，妈妈买回了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，黑白的，花了三百块钱。如果要说它的价值有多少，折合成妈妈的劳动力，妈妈要做工一个月才能挣回来。
当然我和弟弟也不会辜负妈妈的价值，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时间，孜孜不倦地看电视。也就是在电视的影响下，我第一次感知到人与人之间还有更微妙的感情，那就是爱情。
那时候演着一个很出名的电视剧，叫《粉红女郎》，那里面有一个片段把我吸引了，电视剧里，男女主人公在跳舞，女人深情地望着男人的眼睛说:“你真的有艾滋病吗？”男人好久才说:“如果说我有，你还会爱我吗？”女人的眼睛红了，紧紧地搂着男人的腰，好半天，颤抖的嘴唇吻上了男人的唇。
我感动得稀里哗啦，我用我所有的感知力得到一个结论，这两个人是相爱的，他们拥有着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。当时我不知道艾滋病是一种病，而是把艾滋病当成了一种爱情病，等到上了初中我才明白艾滋病与爱情无关。
开学后，我的爱情萌芽开始快速生长，一个五年级的学生，一个十三岁的娃娃，第一次见了女生会脸红了，而且不敢正视任何一个女孩子的眼睛，我怕我小小的爱情会被她们发现。但是爱情的能量在储存到一定极限时，需要发泄，需要倾诉，就像一个装满火药的炮筒子，在点燃的情况下，热量在有限的空间里急剧膨胀，要以爆炸为结束。
王丹就是在那个时候走进我的视线的，她已经是我最过目难忘的女孩了。但是我却不敢靠近她，不敢跟她说话。我只好转变爱情的方式，我把脉脉温情全都藏在我的眼睛里，在上课的时候，她的背影成了我唯一的黑板，我几乎一刻不离地望着她。
她那长长的麻花辫子，碎花小衣服，白嫩的手指，星星一样的眼睛，成了我的魂牵梦萦了。我几乎将我来到学校是干什么的居然忘了，从那之后，我背起书包，早早来到学校，就是为了看她。
我们的座位是有等级的，好学生一般都在前面坐着，学习差的，爱吵闹捣鬼的都排在后面，那时候谁学习好，谁学习差，一目了然。每次开家长会，家长们一来到孩子座位就知道自家孩子是什么货色了。我在最后一排坐着，但我已经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了。但是自从喜欢上王丹以来，我开始重视学习了。因为我考不上初中的流言蜚语，开始在庄子里和学校里成了碎话。
我开始默默地认真了起来。因为我听到了王丹要考进乡里教学质量比较好的学校里去，我为了能够跟她考进同一个学校，开始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了。我怕我考不上就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六一临近，我们开始排练六一节目，从来胆小如鼠的我，居然和刘辉开始踊跃报名参加了相声表演。
王丹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，这次大家大合唱时她又被我们班选成主唱，她那甜美的声音，高挑的身材，穿着白色的衬衫，蓝色的长裤，白球鞋，鲜艳的红领巾，这焕然一新的装束，衬托得她更加好看了。男生们都在讨论她将来会成为谁的媳妇，每次听到这些，我就脸红心跳，想象她成为我媳妇的样子。她那出众的外表，让我不但有了压力，更多了许多的嫉妒，特别是那些学习比我好，家境比我好的人，我见了就像见到了阶级敌人，想除之而后快。
爱情，这样简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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